“三磅宇宙”的说书人︱走近科学

本栏目由  “世界科学” 和 “赛先生”联合出品

本篇报道围绕2018年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项目“脑科学科普”展开，该奖项由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顾凡及教授获得。

“人类只有认识了脑，才真正认识了自身。”这是多年前杨雄里院士为“名家讲演录”丛书所著《探索脑的奥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的卷首题记。
大脑对所有的人都极具吸引力，我们不妨说，它犹如一部神奇的秘籍。潜心破译释读这部秘籍的群体是脑科学家，而为了助益社会公众领略这部秘籍的风采，又需要善于娓娓道来的“说书人”。脑科学“说书人”面向的听众背景不同，阐释的内容深浅各异，表达的形式自然丰富多彩，采用的方法亦各尽其妙。但是，无论你怎样考量，顾凡及教授无疑都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说书人”。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顾凡及教授（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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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2日，在中国科普研究所、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共同主办、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等单位承办的“加强作品评论  繁荣原创科普——顾凡及科普作品研讨会”上，顾先生本人的发言题为《走上科普之路》。

面对顾先生的大量科普作品，听了这篇发言，我久久不能平静。一个人退休了，不免会想想自己做些什么好。但是，能够很郑重地思考以什么作为“余生的事业”者，却未必很多。“事业”二字，分量重啊！顾先生的决心是：“以科普著译作为余生的事业”！

顾先生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同年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任教。

1961年至1965年曾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进修生物控制论。

1979年调到复旦大学任教，直至2004年在教授、博导岗位上退休，其间于1983年至1985年曾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做访问学者。

顾教授的主要工作领域是生物控制论和计算神经科学，科研教学成果丰硕。

2004年退休之后，潜心脑科学的科普著译，今据未必完整的统计，已出版科普著作10本，译作4本，短文逾70篇。

顾先生自认退休后的这十几年是他做得比较好的年头，“因为有充分的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写作、翻译与脑科学有关的科普作品，并乐在其中”。诚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并非罕见，但要搞清楚这迢迢千里如何走，却又谈何容易？

就此而言，顾先生的科普历程也堪为楷模。他概括自己的起步点是“努力写出熔科学性、趣味性和前沿性于一炉的脑科学故事”，此类书的主要目的是引起读者对脑和心智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向读者介绍这方面的有关知识和最新进展。内容不求其全，每个故事皆可独立成篇，每一篇都从曲折的发现故事，或令人不解的奇事，或当前的某个热点说起，最后说明一个科学道理。

结果共出版了4本书：

《好玩的大脑》（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

《脑科学的故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

《心智探秘101》（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

《脑科学的新故事——关于心智的故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

顾先生的第二步是“努力讲清楚我们现有的脑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力图使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

他很赞赏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坎德尔（Eric Kandel）的见解：了解以前的科学家对问题怎么看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不但想知道哪些思想路线最后取得了成功，而且也想知道哪些思想路线最后失败了，并且是为什么失败的”。

顾先生进而引申：“这一切不正像是一部谜团重重的悬疑小说吗？你还能想出有比揭开脑和心智之谜更难的谜题吗？另外，这部小说到结尾还没有真相大白，还有许许多多疑问有待澄清，有许多地方有好几种可能的不同解释。即使是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也想不出这样的作品。”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顾先生写出了《脑海探险——人类怎样认识自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和《三磅宇宙与神奇心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这两部互为姐妹篇的作品，生动地体现了科普作家应该“不仅介绍知识，还要介绍思想方法，不单是抽象地介绍原则，而是通过具体故事介绍，使读者有所感悟”。

顾先生走的第三步是：“上了书的就一定都对吗？还有什么开放问题？引导读者同步思考前沿难题。”

我认为，对于科普创作，尤其是高端科普，顾先生所言“引导读者同步思考前沿难题”是特别富有创见和启发性的——后文将再次谈及这一点。

而今，年逾八旬的顾先生志存高远，还有着进一步的目标：努力把这三步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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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海探险——人类怎样认识自己》和《三磅宇宙与神奇心智》，讲述了自古至今脑科学发展史上一次次的激烈争论和重大突破，它呈献给读者的不仅是脑和心智的知识，更是探求知识的艰辛历程和求真精神。书中不但不回避至今科学界尚有争论的问题，而且还能在如实介绍时提出自己的见解，鼓励读者思考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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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书，前者侧重于作为物质实体的脑本身，兼及人脑相对于其他动物的脑的独特之处、脑的多学科研究历程以及脑研究的前景展望。后者的主题是“脑与心智”，也就是探讨客观的脑怎样产生主观的心智，或脑与心智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即所谓的“心身问题”。

书名中“三磅宇宙”的寓意，是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小宇宙”，即大脑。它虽然只有三磅（略少于1.4千克）重，却如同无垠的宇宙一样复杂和神秘。因此，许多科学家就谑称大脑为“三磅宇宙”。探寻人类心智是如何从这“三磅宇宙”中诞生出来的，乃是现代认知科学甚至整个生命科学面临的最大挑战。

顾先生在《三磅宇宙与神奇心智》的“自序”中写道：

    和《脑海探险》的写作思想一脉相承，“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的认知神经科学史，也不是一本认知神经科学家传记集，更不是一本认知神经科学教科书，而是试图把这三者的有关内容有机地组织在一起”，来回答所提的问题。

初稿竣工，作者又仔细重读，“发现有许多拘泥于科学史细节，而对一般读者甚少帮助，甚至败坏了读者读书兴趣之处，并予以删除。不过……自己的败笔自己不太容易看出来，是否真能做到笔者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这只有广大读者才能评判。”

如此精心打造，产品的成效究竟如何？

此书的责任编辑王洋以“科普大师的情怀与匠心”为题，在“顾凡及科普作品研讨会”上说道：《三磅宇宙与神奇心智》出版后，即入选由中宣部出版局、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2017中国好书”；2019年又荣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自出版两年多来，发行量逾4.4万册，这在今天的中高端科普图书中殊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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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先生谈到他的第三步“引导读者同步思考前沿难题”时，特别发问：现在有关脑和心智的认识，即使上了教科书被认为是“定论”的知识，是否真的那么确凿无疑？

他认为，把自己放在一个学生甚至是孩子的视角去读、去想是有好处的，也许倒可以在某些情况下看清“皇帝的新衣”。

对此，顾先生回望2012年欧盟人脑计划将启未启之时，自己对新计划所提的十年内造出人工全人脑深表怀疑。

他曾和一位同事讨论这个问题，同事表示：“这些人都是些聪明人，他们不会想不到连我们也能想到的问题。”但是，顾先生想到，皇帝的大臣们也是些聪明人，然而利害关系却使他们假装“看到了”皇帝的新衣。这促使顾先生同国内外的一些同行更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偏巧，一位德国IT工程师卡尔·施拉根霍夫（Karl Schlagenhauf）博士，也像他一样对这些问题有强烈的兴趣，而且也已退休。他俩从未见过面，而是通过共同的朋友介绍开始网上通信。先是关于对欧盟人类脑计划的评价，进而讨论和争论脑科学中的种种开放问题、人工智能的进展与前景、意识问题、脑科学大计划以至科学方法论问题。

这样讨论了三年之后，他们重读旧信，觉得值得整理成书出版，最后成为中英双语洋洋三大卷的《脑与人工智能：一位德国工程师与一位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对话》（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三卷书名分别为《脑研究的新大陆》《意识之谜和心智上传的迷思》和《人工智能的第三个春天》，书信内容按时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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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作者申明，他们并不奢望自己的看法都正确，事实上他们两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分歧。但是，他们的目标很清楚：以理性思维来思考这些问题，并希望引起读者对脑科学和人工智能问题进行独立思考，而不至于人云亦云，盲目跟风。我以为，这确实是高瞻远瞩的科普之道。

顾先生的脑科普译作也蔚为大观，包括：

• 科赫（Christof Koch）著《意识探秘——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

• 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著《脑中魅影——探索心智之谜》（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

• 埃德尔曼（Gerald Maurice Edelman）和托诺尼（Giulio Tononi）著《意识的宇宙：物质如何变成精神》（重译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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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这两翼必有深层的共通之处。顾先生尝谓自己“不自觉或自觉地尝试用做科研的态度来做科普”，而从他的大量科普实践中不难看出，实际上他是相当自觉地“以做科研的态度来做科普”的。

顾先生分析、概括了做科研和做科普这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对此我深有同感。

用做科研的态度来做科普有许多好处，科研养成了：

关注和跟踪科学发展的习惯，对议题重要与可行的敏感性和判断力，思考问题的严谨性，保持头脑开放的态度，凡事多问一个为什么，学会提出问题和进行批判性的评价，能从失败教训的角度感悟他人的成功……所有这些，都不是仅靠书本就能真正体会到的。

顾先生说：“科研和科普都要求人善于找出适合自己的课题。科研和科普都要求人们了解前人对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做过怎样的研究……对现有的认识中是否存在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疑问。对于科研来说，科学方法体现于科研过程的始终，也决定了科研能否取得成果；对于科普来说，则是通过讲科学家做出发现的故事向读者介绍他们的方法。”

这些都值得科普人细细品味。

顾先生在《走上科普之路》发言的结尾是：

我的科普著作多数其实属于编著性质，只是搜集了许多他人的工作，消化吸收后重新组织，而比较少真正属于自己的原创，写不出像克里克、拉马钱德兰、萨克斯这些科学大师基于自己工作之上，既富文采又有自己创意的科普作品。希望国内在一线从事研究的一流科学家写出有关他们自己研究的科普作品。

这番陈述，使我回想起4年前在《文汇报》（2017年7月16日）“科技文摘”专刊以整版篇幅谈论“期待我国的‘元科普’力作”。

什么是“元科普”呢？这里不妨再略作回顾：

《辞海》对“元”的释义有十几项，主要意思包括“始、第一”“为首的”“本来、原先”“主要、根本”等。

“元科普”就是科普中的元典之作。它是工作在某个科研领域第一线的领军人物（或团队）生产的科普作品，这种作品是对本领域科学前沿的清晰阐释、对知识由来的系统梳理、对该领域未来发展的理性展望，以及科学家亲身沉浸其中的独特感悟。

如果把科普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元科普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基，它不同于专业的论文综述，也不同于职业科普工作者的创作，而是源自科学前沿团队的一股“科学之泉”。

它既为其他形形色色的科普作品提供坚实的依据——包括可靠的素材和令人信服的说理，又真实地传递了探索和创新过程中深深蕴含的科学精神。

遵照顾先生本人的说法，他的许多作品似乎尚不属“元科普”之列，但是它们至少是很接近元科普了。顾先生推崇的克里克、拉马钱德兰、萨克斯这些科学大师的科普作品，乃是元科普的典型，他深盼国内在一线从事研究的一流科学家写出有关他们自己研究的科普作品，真是再次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卞毓麟

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今国家天文台）从事科研30余年，1998年转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专事科技出版，2004年退休。
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等。从事科普创作40余年，著译图书30余种，发表科普类文章约700篇。作品屡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一书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
曾被表彰为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获上海市大众科学奖、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科普贡献奖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天文学会九十周年天文学突出贡献奖、首届赛先生科学和医学公共传播奖等。

“世界科学”联合“赛先生”微信公号，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资助下，开辟“走近科学”栏目，对获得国家及上海市科技奖励的成果进行科普化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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